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家庭消费自然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也就是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的改变，折射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而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释放出的消费新潜力，使陕西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随之而来的消费“短板效应”日益显现，老陕把赚到手的钱更愿意存进银行。

昨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验证，陕西人民币储蓄余额年均增幅高达17.1%，多重因素导致消费倾向走低。如何增强即期消费需求，让消费持续“热起来”，从而带动省内经济增长，是新常态下陕西消费转型升级面临的一个重要关口。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会下降，这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一个规律，恩格尔系数也由此产生。当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0年基本持平，维持在36.0%左右，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42.4%下降到31.8%，达到国际公认的相对富裕标准。

但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模仿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行为的转变，必然带来消费增速、结构、热点、动力和政策的相应变化。从消费的经济贡献看，“短板效应”日益显著。陕西居民消费占GDP比由2004年的75.5%降至2013年的70.4%，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4.5%提高至29.6%。

老陕储蓄意愿较强

居民储蓄意愿较强，消费和储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居民储蓄率过高必然会抑制消费，造成即期消费需求不足。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现阶段，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改革，使国家和企业用于福利方面的补贴逐年减少，个人承担的部分增大，从而使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

2004年～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意愿强烈，人民币储蓄余额年均增幅15.8%，陕西人民币储蓄余额年均增幅更是高达17.1%；收入增长缓慢加之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人口逐步老龄化导致消费倾向走低。2004～2013年期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6.2%降至66.9%，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维持在74%左右；陕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83.2%降至73.0%，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86.7%升至88.0%。

提高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

统计部门建议继续提高全省城镇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线水平，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切实增加全省农民收入，包括简政放权，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引导农民调整种养殖结构，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农民劳务输出，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等。运用积极的政策调节收入，如通过调整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房产税等，调节过高收入；通过财政政策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等。提高就业率，通过多种途径，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免费培训，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多种公共就业岗位等，切实解决下岗与失业问题。建立全面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加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