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5年10月17日，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五路信用社遭遇奇幻一幕，受害人付玲于2014年在这家农信社存入1100万元，一年后存款到期取钱时，柜员却递出了一张写有公安局地址的纸条，被告知去报警。然而，实际上，从2013年3月到2015年底，在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三个网点，像付玲一样遭遇“存款消失”的储户，共有27名，“消失”的存款共计1.6亿余元。

　　据山东省滨州市中院2017年12月5日做出的刑事判决书显示，自2011年开始，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农商行台子支行行长段某多次为杨某公司融资，欠下巨额高利借款无法归还，两人遂决定非法融资。段某、杨某等多名被告人，（两份判决书14名被告人中，其中5人系银行工作人员）先后在邹平农商行台子支行（山东农信社分支机构）镇中分理处等3个网点以“非阳光操作”为名，伪造金融票证，以高息吸引“存款人”办理“存款”，共伪造金融票证43张，非法吸收公众资金26473万元，尚有16035.09万元余款尚未收回。被告人被绳之以法，分别以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等罪名，判处相应有期徒刑和罚金。

　　但就该1.6亿元余款的追缴或退赔事宜，自案发以来，受害人多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赔偿损失，均被法院以“对被害人财产应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为由，不予受理。

　　那么，因银行职员内外勾结，对存款人损失的1.6亿元余款银行应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受害人为追讨余款提起的民事诉讼似乎于法有据。不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虽不可逾越，但如此规定的漏洞也越来越明显，且与民事法律的规定更是矛盾重重。

　　就本案而言，段某、杨某等被告人亦是伙同银行内部员工，先后在邹平农商行台子支行（山东农信社分支机构）镇中分理处等3个网点以“非阳光操作”为名，伪造金融票证，以高息吸引“存款人”办理“存款”，受害人是在相信段某等人代表农信社的前提下，自愿通过与农信社订立普通储蓄存款合同的方式额外收取高息。

　　但该高息是明显违反国家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据我国《合同法》52条规定，双方订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合同。

　　不管储户是基于什么目的将存款存入农信社等金融机构，但其并无将资金出借给其他个人的意思表示。吸纳储户存款的是银行而非个人，基于真实合意（特定的存款地点和受款人），足以推断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其与被告人之间并未建立任何贷款合同。

　　针对段某、杨某等人通过与银行员工内外勾结“高息揽储”私自转走存款行为给储户造成的损失，在追究相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对于民事责任部分，因为银行职员的犯罪恶意，以及银行存在明显管理过错，导致储户资金安全没有保障，银行或者农信社遂难辞其咎。

　　在民事法律中，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民法总则》第62条第1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段某系涉案支行的行长，其他还有4名涉案银行员工。在银行基本业务行为中，其行为代表银行，属职务行为。储户在办理开户存款业务并收到银行开具的“存款单”（系伪造）等一系列事实表明，储户是基于对该农信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办理了存款业务，存款人不可能在银行现场再去验证存款单的真伪，足以相信其所收受的“存款单”系农信社真实行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储户的资金应当承担安全保障责任。

　　从实践来看，根据上述民事法律规定，2012年上海法院就对涉银行纠纷案件审判情况做过通报，根据类似案件的判决可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银行的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为储户提供服务，系代表银行的行为，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且储户收到银行“存款单”，银行应当负有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银行等金融机构员工利用其职务便利将客户资金非法转移，银行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向受害人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不能以储户损失系“刑事犯罪”所为而免除自身对于储户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亦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实际上，银行等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在为自然人办理存款、转账等业务时，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而自然人则处于相对的、被支配的弱势地位。

　　基于对专业金融知识的匮乏、办理流程的繁琐及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赖，普通客户在客观上难以防止在银行里面被银行职员所骗，这样的防止“內盗”的责任只能属于银行监管本身。银行应该规定其职员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且相互制约，确保客户资金安全。

　　在一个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社会，银行无疑是也应该是老百姓最信任的地方。银行存款纠纷不能因为有银行职员犯罪，银行就可把民事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银行让受损的存款人“去报警”的底气不知从何而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被错误的诉讼观惯坏了！民事责任的基石是过错，有过错就应该担责，这绝不是有人犯罪就能够颠覆的。

　　多年以前，面对信用卡被盗刷，持卡人告银行也是屡屡败诉，现在只要证明信用卡确实在被害人身上，银行就可能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的案例已越来越被司法实践认可。

　　反过来，在这类银行內盗案中，不难想象，银行如果有过错也不用担责，其后果明显不利于银行加强内部治理，不利于防范类似的內盗事件再发生。这与其维护金融秩序，保障储户利益的金融目的背道而驰。对于没有追回的损失，至少，受害人与银行要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而银行按过错比例赔偿后，有权向犯罪人追偿。（金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