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与“暴力抗法”，暗含当下中国社会之隐忧。对峙看似针尖对麦芒，却因为双方力量不对称，使得后者流露无限悲情。近日发生在盘锦的强拆悲剧，再现了此种悲情。盘锦官方发布消息称，受到生命威胁的民警击毙情绪失控的村民，“开枪民警枪支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然而人民日报记者调查显示，事件源于占地纠纷，拆迁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没有和村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且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违法强拆。”

关注此事件显然不能局限于村民暴力抗法这一孤立视角。盘锦官方在回应中提及冲突原因系村民“高价补偿的要求未得到满足”，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村民并非事件的发起者，相反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高价补偿这一看似无理要求尽管构成了事件的潜在诱因，却非双方冲突的始作俑者，更不能成为暴力拆迁的理由。还原双方的冲突路径不难发现，村民的“暴力抗法”行为，朴素地看有着保护个人财产的天然正义性，其背后彰显的乃是村民之物权意识———在双方还未谈拢补偿价格前，村民的合法财产应该得到保护，此为法律常识。拆迁队伍浩浩荡荡，尽管有其行政背景作后盾，却不能掩饰其违法的事实。

在此情境下，警方被寄予厚望，其职责在于保护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受到威胁的村民，是弱者抵制强拆者的希望所在。事实上，2011年年初，公安部党委下发《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提出“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安部门有意厘清自身职责，有意与强拆者划清界线，强调其“人民”属性。然而，各地出现的强拆现象，警察也经常化身拆迁者，甚至在一些备受舆论指责的非法强拆行为中，亦颠覆了其中立者角色。

经过此番推演，不难发现盘锦此次警民冲突背后的焦虑。警察生命受到威胁固然可成为击毙对方的理由，然而，更应重视警民关系在此情境下异化的可能：警方在此冲突中的角色定位，是制止冲突的发生，还是单方面要求所谓的“暴力抗法”者束手就擒？是作为中立者前往调停，还是事先选好阵营，预设某种“执法”立场？手染汽油的村民固然面目狰狞，然而，上百人的队伍和挖掘机，如此浩大的拆迁队伍，难道就因为其行政背景而有了非暴力的护身符？就不应成为警察的执法对象？

这些疑问都指向一个逻辑：如果执法不公，如果行政暴力被视为合法，那么任何的暴力抗法被归结为违法都将难以服众。暴力抗法的前提是存在公正执法，此次盘锦冲突中，所谓的村民妨碍公务，是纯粹意义的知法犯法，还是无意混淆敌我，抑或这里的警察已与强拆者一道，构成对弱者的人身威胁？若想客观认识村民的“情绪失控”，恐怕有待于还原冲突发生之时各方的角色。

村民暴力行为既成事实，当前无意本着“弱者伦理”袒护手无寸铁的村民，只是强拆现象中屡次发生的警民冲突，已经暴露出警察角色中立性动摇。盘锦警民冲突中诸多细节证实，这种批评惯性显然有其合理性。

厘清冲突发生逻辑之余，亦有必要重视当前强拆现象弱者的处境。与强大的行政背景相对应的是底层民众虚弱的抗争手段，前者咄咄逼人，往往旗开得胜，后者则只能如坐针毡，殊死一搏。各地屡生暴力反抗强拆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刁民心理作怪，民众保护个人财产、维护个人权益途径有限，由此导致各种暴力维权乃至“身体维权”现象涌现。诚如人民日报调查指出，此次盘锦暴力冲突一定程度上源自没有和村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强拆行为缺乏法律支持，如此不难看出，类似反抗强拆滋生的暴力现象，不仅呈现了社会局部的暴戾倾向，亦彰显无权者的尴尬处境。

诚如奥尔特加·加塞特说“暴力是最后的理性”，当前，应客观认识拆迁中的暴力抗拆现象，尤其要看到民众暴力背后的权利真空。唯有权利得到保障，终结暴力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