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

原题：“我坚持认为，中共党员不能信教”

——专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

在今年3月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之前，朱维群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达15年，并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与和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在本次专访中，他主要阐述了对宗教和西藏问题的看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共中央当前在上述问题上的大致思路

本刊记者/王全宝

当前，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在增加，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上升。在此背景下，政府在宗教管理事务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和挑战。

为此，就当前中国宗教热点问题，6月1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新任的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专委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1998年，朱维群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任常务副部长)，在此任上就职长达15年，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和西藏、新疆工作。从2002年开始，朱维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与和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今年3月，朱维群从中央统战部转到全国政协任职。

中国新闻周刊：迄今中国的宗教信众数量还没有一个全面统计。据你了解，目前中国五大宗教信众人数有多少？

朱维群：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多数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总数大约有2300万人。天主教比较容易统计，因为入教的仪式比较规范，大约是650万人。基督教历史上是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据有关部门科学抽查大约是2300万人，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略高。中国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数很多，恰恰又最难统计，因为成为佛教和道教信徒的手续、程序比较开放。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信教群众有1亿多，这个说法依然适用。

曾经有人建议在国家人口普查时加上“宗教信仰”一项，我们没有同意。因为宗教信仰对国家来说是公民的私事。其次，不少人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此外，把我们的公民分别冠上由国家认定的“宗教”身份，政治上也不利。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宗教影响力越来越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群：目前我国宗教无论在信众数量上、社会影响力上都呈现上升态势。我们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肯定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自然也就为宗教提供了比过去宽松得多的环境。再加上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这种上升总体上可视为是自然的，正常的。

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简单地加以压制，而是承认当前宗教现象有其内在规律，将其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实现规范化、有序化的管理。

但是，当前普遍出现的宗教不正常发展和活动混乱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现象背后固然有经济社会变化一般因素起作用，但也有一些人为因素在推动。

在境外，主要是一些外国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渗透，非法传教，甚至企图把基督教变成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分裂中国的政治力量。

在境内，主要是佛教，由利益驱动导致过热，不正常活动增多。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干部把宗教视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业绩”，滥建大佛像，滥建寺庙，人为扩大宗教的影响；“承包”宗教活动的场所；利用职权同寺庙争夺“圣物”。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把宗教变成商品，违背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违背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宗教界的合法权利，也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而相形之下，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却很薄弱，甚至根本不上心，使得中央的三令五申和有关法规形同虚设，导致混乱现象蔓延。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朱维群：我们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放弃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引导责任。

至于该如何治理这些问题，且不说那些更复杂的事情，我们当前可以很快做起来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任何人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措施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保证宗教事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须的。

如果任由一些人以宗教为名谋取金钱利益，形成、扩大势力，以至尾大不掉，越往后会越难收拾。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中共党员是否可以信教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不少议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朱维群：2011年我写的《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一文，发表于《求是》杂志，就是针对我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党员同志不信科学信宗教、甚至变成宗教徒而发的。文章引起较强社会反响。据我所知，党内公开反对的声音并不多，但不少人内心是不高兴的。

我坚持认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道理很简单：第一，从世界观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外国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党的政治纲领与世界观是高度一致的。

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用自己的奋斗现实地推动中国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有神论。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两种世界观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

第二，从组织上说，如果我们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皈依于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如果在藏区，就等于允许党员接受达赖的“宗教”思想影响，承认达赖的“根本上师”地位。五大宗教乃至更多宗教在党内并存，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四分五裂。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党员信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不可能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去抵御境外渗透，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塌台。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党的先进性丧失。我认为，保持党的纯洁性，除了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还应有基本的一条，就是世界观上的纯洁性。

有人指责，强调党员不能信教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毫无道理的。当一个人自愿加入我们党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选择了不信仰宗教；根据同一原则，他还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只是他需要退出我们这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共同世界观的政党而已。

当然，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礼仪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灵活对待，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看待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怎样看待接触商谈的前景？

朱维群：当我们称丹增嘉措先生为“达赖喇嘛”时，本身就表明我们还没有否定他的宗教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即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以分裂祖国为目标的政治流亡者。

近些年，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越来越抢眼，而越来越不像个佛教徒。比如，众所周知，珍爱生命，反对杀生，包括反对自杀，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但达赖喇嘛不仅不制止他的手下煽动境内少数人自焚的罪恶行径，反而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反复表示他不会对自焚行为叫停。

又比如，众所周知，活佛转世自古以来有一套必须遵守的历史定制与宗教仪轨，包括金瓶掣签和向中国中央政府报批的制度，但达赖喇嘛不仅反对这项制度，声称“转世”只能由他个人决定，还到处宣称要转世为外国人，转世为女人，转世为蜜蜂……

再比如，藏传佛教中，杰千修丹护法神为前任历世达赖所尊崇，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无端强迫信教群众放弃杰千修丹信仰，一手挑起信教群众纷争。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宗教上的虔诚，以及对历世前任达赖喇嘛的尊重？

关于接触商谈，我一直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淡，因为历史充分表明，这个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这个集团越来越穷途末路，其行为越来越不计后果。而西藏的前途自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后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了，达赖改变不了这个历史方向。

(实习生冯霜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