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假记者们正在经历一场寒冬。

陕西榆林媒体的一则报道称：“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榆林成为假记者泛滥的重灾区，敲诈勒索的事件多次出现。为了维护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和新闻传播的公信力，2011年12月15日，榆林市召开打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动员大会。”据悉，榆林市各县区的宣传部门和公安局负责人均参加了此次会议。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试图还原该地区假记者赖以生存的生态链条，揭开其滋生横行的秘密。

讳莫如深的煤矿

地处榆林市东北的三台界煤矿，井田面积6.2平方公里，可采储量3187万吨。它所在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牛家梁镇，密集分布着9家大大小小的煤矿。

隆冬时分，牛家梁镇一派繁忙。各种大型运煤车穿梭在贯穿全镇的210国道、榆神公路、陕蒙高速、榆阳区煤炭运输专线。空气里满是煤的味道。

“我从来没接待过记者，这儿不来记者，也没什么可报道的。”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问题，三台界煤矿副矿长李亚飞如此回应，“比方说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记者来也是偶尔。”

“原先来过几个，识破了是假的。”三台界煤矿办公室主任马能义承认，曾有假记者到该矿采访。

据马能义回忆，“（假记者）发现你这有情况，那有情况。我是记者，如果不能（制止），就要登报。”

但他否认了曾被假记者敲诈的事实。“后来通过熟人就识破了，报案了。最后听说记者证都是买的。后来就少了，就基本没有了。我们这儿还比较警惕的。”他还表示，已经记不清对方“自称是哪个媒体的了”。

采访中，多家煤矿企业提及，业界传闻三台界煤矿曾遭假记者敲诈。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方证实了这一点。

此后，记者深入榆林市神木县的数家煤矿调查，受访的煤矿无一例外，肯定地表示，曾有自称记者的人到矿上以采访为名，行敲诈之实，但均称：假记者被识破，没有得逞。他们对被假记者敲诈的经过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真记者和假记者在一块搅着呢，各来好几个……这个事我们也不很清楚，要跟公安部门具体了解。”牛建国说。他是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的镇长。

在牛建国看来，“这儿煤矿多，近年煤矿产业比较发达，自然带来了一些矛盾纠纷，自然引起多方关注”。

“不存在假记者成群的现象，我还没有感觉到。”他又补充说。

2011年12月22日，在本报记者的再三追问下，榆林市榆阳区金牛煤矿党委书记赵云培向记者透露了2011年4月发生在该煤矿的一起敲诈勒索事件。

他介绍说，当时假记者伙同工人进行敲诈。具体的做法是，工人在井下捡到废旧雷管后，“跟这些假记者里勾外连，给我们找事”。

在赵云培的办公室里，双方开始讨价还价，最终矿方答应掏两万块钱买下两名假记者手中的3枚雷管。

就在两人准备开车离去时，早已接到报警的当地派出所民警出现在现场，将两人抓获。

“其他煤矿常听说有假记者诈骗。我们是国有煤矿，不怕他们。”赵云培解释说，当时意识到被假记者敲诈，他暗中向警方报了案。

针对此案，中国青年报记者曾赴榆阳区人民法院了解案情，但遭到法院拒绝。

根据记者调查，假记者在当地敲诈的主要对象依次为：煤矿、其他私营企业、学校、交警、食品卫生部门等单位。

“刊前送阅”假记者的生财之道

在榆林新闻界，提起白岩林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自称跟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相熟，两人称兄道弟；他的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他称自己开的奔驰车是某卸任国家领导人用过的。

传闻版本不一，虚虚实实。但可以证实的是，他的车牌号和手机的末五位是88888。

在并不算长的从业经历中，他的身份变换多端：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和《各界》杂志记者部主任；某中字头杂志陕西发行站站长；最新的一个身份是《中外新闻杂志社》的首席记者，名片上标注的办公地点在陕西省政府大院。

曾经采访过他的一位记者对他的评价是：“不能称其为记者，充其量是在当地占有一些资源、替人办事的掮客。”也有人直接称他是“彻头彻尾的假记者”。

对此，白岩林的回应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别人说你的嘴，你又不能挡。不管他们说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起码别人都知道有个白岩林，是给我做广告了。”

“原来我拿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证，全国统一的，在《各界导报》的时候，不在里边后交回去了。”白岩林说。

调查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一些并没有取得驻站资质的记者站在榆林地区活动非常活跃。

记者在榆林市委党校的大楼里看到，该楼挂着一块记者站的铜牌，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党校”、“市县领导月刊”、“市县领导观察网”、“陕北调研处”几行大字，并印有红色的党徽。

此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向相关部门核查发现，《市县领导观察》月刊未经新闻出版总署审批。中央党校称，该刊及所谓“市县领导观察网”陕北调研处与中央党校没有任何关系。

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在谈钱之前，真假记者并无二致。假记者的做法是接到举报或掌握线索后，先将曝光问题的稿件写好，然后传真发至被监督单位。这正是假记者的生财之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手头掌握的一份《廉政风云》采编部“刊前送阅件”显示：“我采编部2011年7月11日接到之（知）情人的举报，对该矿三起事故初步进行了调查落实，与举报的内容基本相附（符），基本属实。”

该送阅件的结尾这样写道：“请问监管部门，党和人民授予你们的权利（力）你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落款显示，地址是陕西省人民政府8号楼303房间。

据媒体报道，榆林市一收费站稽查股工作人员曾特意对过往记者的新闻记者证进行网上核验，结果发现，一天之内，被检查的17名记者中仅有3名是真记者。当地一种说法是，一个以假乱真的记者证，街头只要数百元就可以买到。

更有甚者，一些车辆不挂正式牌照，只打出一个“新闻采访”的牌子。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榆林作家姬晓东，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记者》。“约有一半的新闻故事是我亲身经历或曾发生在记者朋友们身上的事情，只是在写作时对人物、地点和故事进行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和艺术加工。”姬晓东说。

姬晓东坦言，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就是想“揭示新闻界的腐败，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警示”。

多年来，他一直和媒体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注意到：“近年来，用网络诈骗的方式越来越普遍。几百块钱就能注册一个网站，随便就能‘挂靠’一个‘媒体’，造假成本很低，加之犯罪成本也很低，很少出事，导致假记者行骗越来越猖獗。”

“老鼠”为什么不怕“猫”？

熟悉陕北媒体情况的一位人士称，假记者在陕北地区泛滥，大致肇始于2003年。被誉为“中国科威特”的榆林，10年前还是个经济落后的边远小城，由于煤、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加快，如今榆林已“富甲天下”。

但当地一些官员不愿意承认假记者现象存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神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喜林一口咬定：“我们宣传部没有接待过假记者，从来没有给他好吃好喝，没有这回事。”而且，他还补充说，从来没有单位和矿业企业向宣传部反映过有假记者。

可是，记者发现，在罗喜林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他多年来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多篇文章，其内容几乎全部与记者管理有关。其中一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就是：“举报非法报刊假记者假新闻，请拨12390”。

为什么“猫”不承认见到过“老鼠”呢？

此间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对一些基层单位来说，一方面缺乏甄别真假记者的知识，另一方面，确有苦衷和难言之隐。”

另有当地知情人士分析：“假记者泛滥还是有土壤的。一方面，客观上，榆林地区有钱；另一方面，很多部门的工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关企业和单位常常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愿意花钱消灾。”

榆林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田建发则认为，假记者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很多单位忌惮“假记者背后有真记者，所以有时候明知道他是假记者，也不敢和他较劲”。

他分析说：“好多假记者要么以前在媒体干过，要么当过媒体的临时工作人员，他在媒体内肯定有一帮真正的记者朋友。当某个事情他拿不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所获知的问题交给真记者。基层就怕这一点，怕假记者背后有真记者。”

“你说我们怎么办？有些报社的聘用人员来采访，不能因为是聘用的就把人抓起来。我们只能热情接待。”神木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付广平对记者说。

付广平坦言：“不接受采访，你把人惹下……如果因为这个事翻来覆去地纠缠，我们没那精力。”

榆林市林校校长李高林认为：“从某种程度说，记者的行为是下面的人惯的。你没做错什么，就可以理直气壮，否则就助长了一些记者在这方面的行为。”

在李高林看来：“任何一个单位、包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问题。记者如果带着跟这个学校闹事的（心态），我相信到任何学校都能找到问题，小题大作。”

他进一步补充说：“尤其是我们中职学校，很脆弱。我们要招生，有个舆论风波，我们有口难辩，我们怎么能辩过记者呢？”

不过李高林称，该校虽屡遭自称记者的人敲诈，但均被他“严辞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