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四川达州发生的“老人摔倒”事件一波三折，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在街头摔倒，3个小孩上前帮扶。老太起身后，坚称是被小孩撞倒的，并由其儿子带着，住在小孩家。经调解，孩子家长和老太达成口头协议，同意赔偿部分医药费用。后来，孩子一方家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调查后发现，老太是自己摔倒的，其与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决定给予老太行政拘留7天、其子拘留10天的处罚。

老人摔倒，路人相扶，老人反赖，路人赔偿，这样的剧情，在“彭宇案”发生之后，近年来已屡见不鲜。与以往不同的是，讹诈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偿所愿，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寻求救济渠道。法治力量不是和稀泥、息事宁人，而是越来越给力地承担起惩恶扬善、捍卫正义的责任，破解“好人难做、善心遇冷”的困境。

不只在达州，不久前，在广东汕头，两名高中学生路遇骑车老人摔倒，他们扶起老人并送其回家，反遭老人讹诈并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两人报警，老人才登门道歉并称是“一时糊涂”。

回顾这两起事件，一个特点就是“依法治讹”，好人向警方求助，警方及时出手，社会各界也予以声援和帮助，激发了为道德撑腰的正能量。达州“摔倒门”事件的逆转中，多位现场目击者出来作证，为证明三个孩子的清白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一位律师指出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则将很难进行认定；从民法来讲，如果责任不清，则将根据公正原则，各自承担一半责任。所以，达州“摔倒门”之所以能走出你说撞倒、他说摔倒的“罗生门”，查个水落石出，分清了是非善恶，关键就在于各种善良的力量面对讹诈碰瓷、死缠滥打不再妥协，而是勇敢地站出来，通过法治的方式，弄清真相、守护良知，从而防止了“讹诈得利、行善吃亏”的破窗效应。

由此可以反思“老人反讹”现象为何一再上演？道德滑坡、个人私利固然是一方面，但没有公正的裁决机制，让讹诈者屡屡得逞、好人屡屡受伤，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种行善有风险、好人常落泪的反常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小，给社会价值观造成的混乱不容忽视。它伤害的不仅是每一个施救者，也在无形中打击着路人的善心，使陌生人社会本就脆弱的信任感雪上加霜。在一些网络调查中，对“遇到摔倒老人要不要扶”这样的问题，常常有过半数的参与者选择“不会”。在达州“摔倒门”事件中，一番波折之后，尽管老太讹诈未果，但当事小孩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做好人好事”的信念遭遇了冲击。其中的负情绪、负能量，还需艰难的化解。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此前，深圳出台了保护救助人权益的“好人法”，设定了好人善行的免责条款，赢得了各方肯定和期待。破解“扶老”难题，法治是一个底线药方，对勒索讹诈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治讹”才能呵护路人善心，捍卫基本的社会公德标准。

法治之外，还需弘扬核心价值，涵养淳风良俗。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滑坡、行为失范问题，才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找到解决的方法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