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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梁爱兰，女，今年68岁，汉族，退休职工，家住西安市雁塔区延南旅馆村26号，电话15829228083。我所反映的是一起受人欺骗，非常冤枉，本应是构成诈骗的刑事案件，却被对方以民间借贷为由告上法院，雁塔公安分局因此不予立案。而法院在一审，二审直至终审过程中，既不采信我向法院提供的多名﹙四人﹚证人证言，又不调查借款的来龙去脉，一味只认“借据”的错误做法下，接连判我败诉，致使我有冤无处伸，这样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怎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又怎能让人心服口服，从而息诉罢访？就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2014年1月3日《华商报》A14左上角报道的“50万借贷已还，又被法院一审判还50万”小标题宝鸡警方帮受害人还愿“债主”设局诈骗真相一文，让我看到了沉冤昭雪唯一的一线希望。当事人所受到的不白之冤简直和我所遭遇的情节如出一辙，而我的借债情节因人为因素而更为复杂，事情经过如下：

    一次借钱还不上，多次转借还前账

    在2000年10月27日我借原单位同事霍素青9万元现金，当时霍素青说，这钱是别人从银行提前支取的，损失利息15800元，提出条件是写10万元借条，5800元近期归还、。因急用钱，我答应了这个条件，写了10万元的借据，并用房屋手续作抵押。那5800元后来本息计算6280元我已归还。

    剩余本金因无力归还，期间经霍素青从中多次转借新账还前账，至2007年5月30日在霍素青的逼迫要求，我又依其所愿给霍素青写了一张借周仲平17万元的借条，并把延南旅馆村26号院房产手续押给霍素青，时间是2007年9月5日。而这时候我和周仲平并不认识，只听霍素青说周仲平是她的一个朋友，借周仲平的钱是为了还前边借款的需要。时隔半年之久，霍素青又找我，说周仲平不给她借钱，嫌我写的借条光说抵押，没说腾房，心里不安全，霍要我写一张带有腾房抵押的条子，无奈我又给霍写了一张保证条子。

    2009年6月5日我夫妻二人和霍素青，周仲平四人一起算账，把2007年9月5日借周仲平17万的条子加21个月息至2009年6月5日，本息共272900元，减去2008年8月28日归还的2万元，剩下252900元，为好算账我给霍素青写了253000元的借条。而先前给霍素青写的借周仲平17万元借条，因其未带在身上，霍素青当时说过后拿来给我，我要多次却一直没给我，后来又说条子在周仲平手里，我去问周仲平要，周仲平说等霍素青把他姐钱还完了再给我，一直就不给。

    我本人是个基督教徒，以仁爱之心，与人为善，没有多想就没能及时抽回17万的借条，导致让人钻了空子，就此埋下了祸患。

    法院只重形式证据不重事实

    2010年8月22日霍素青将我起诉到法院，2011年1月6日法院判我败诉还钱。就在我与霍素青因借款而产生纠纷在法院审理时，周仲平却又与2011年6月13日将我起诉至法院，要求归还17万元及利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我的举证，其中有证人出庭作证，我的代理人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法律规定，此借款从未见到现钱，因而不能成立，且存在诈骗的行为。但是审案法官不予理睬，不否定，也不肯定，我请法院查清这17万元的来龙去脉，但法院说法院不是公安局，没有侦查权，故不去调查，法官只认条据不问其余。试想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能把17万现金借给别人吗？况且经我们了解周仲平没有做过什么生意，其单位每月仅发160元生活费，他哪能有17万元现金借给我？所以我多次要求法院查清其17万元的经济来源，也被法官拒绝。

    法官就以单一借据判令我归还17万元及利息，上诉中院，中院法官亦以条据为根据，不问其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法官还说：“公安三分钟就能弄明白的事，法院没有那个权力。”

    天理昭昭，法网恢恢，我的冤情何时才能大白天下？让违法之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若冤不得申，本人将死不瞑目，倘若还有一口气在，就要维权到底。

    在此本人郑重提出以下唯一要求：

    强烈要求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立案侦查。唯有此才能彻查此案，还我清白，还世间的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