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湖南发生了一起“冒名顶替”事件。在事主曾巧娟办理社保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在几年前被人盗用，盗用者聂小力通过盗用姓名，伪造学历档案，冒名顶替了原本属于她的工作。

意外发现被冒名顶替，并“要”回工作，于曾巧娟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本应属于她的工作“迟到”三年，她的损失谁来赔？谁又该为冒名事件负责？有三个责任主体值得追问。

首先是用人单位。公务员系统或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客观上要求对聘用人员的身份信息承担审核责任，包括对提交者真实身份的核查程序。本事件中，除了性别以外没有太多相同之处的两个人混淆，用人单位竟未能觉察纠错，应承担过失行政责任。

其次是“办事人”贺祖信的法律责任。贺时任该县财政局领导，正是他直接导致曾的身份被“挪用”至自己内侄女身上。不论他是否曾收受委托人的“开编费”，单从党纪、政纪角度讲，他都将无法免责。如果确有贺祖信以各种名目收受非法费用的证据，那么，斡旋受贿罪的罪名也可能无法避免。

最后是冒名顶替者。本案与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齐玉苓案”有很多相似之处，齐玉苓也是被人以冒名顶替的形式，取代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该案的判决依据为《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权”。不过，事后很多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并不符合国情法治。所以，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废止了当年对该案的批复，这也就间接否认了在“冒名顶替”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规定的可能性。

那么，本案适用法律基础就应是《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姓名权。冒名顶替者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需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责任在恢复原状的前提下，应强调精神损害赔偿和经济利益赔偿，只有让侵权人得不偿失，才可能杜绝这种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